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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人民币升值时，这些以外币计价的进口投入品成本以人民币计算会下降，使得中国出口商得以维持、甚至降低其外币标价。实证研究印证了这种不完全的汇率传递。一项2015年针对企业的研究发现，人民币升值10%仅导致出口量减少2.2-4.1%，并且几乎完全传递至国外价格，从而保持了竞争力。更近期的2023年发表的研究文章，则证实了汇率弹性随时间推移而下降，高FVA产品表现出更强的韧性。在加工贸易中——企业进口中间品用于再出口——升值起到了成本补贴的作用，抵消了收入损失。

　　这种机制颠覆了新古典主义的脚本。根据马歇尔-勒纳条件，如果进出口需求弹性超过1，升值会扩大进口并减少出口。但对中国而言，低的出口量弹性（通常低于0.5）和高的进口敏感性（由于FVA）意味着贸易余额可能保持稳定甚至改善。加西亚-埃雷罗和科伊武在2009年及2010年的研究都表明，升值会同时减少出口和进口，但在全球价值链密集的部门，进口下降得更多。弗洛朗·布维等人2017年的研究强调，在高科技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加工贸易企业，其成本汇率传递较低，从而能够维持利润。

　　西方要求升值的呼声，例如IMF在2025年第四条款报告中的观点——该报告预测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3.3%，并将部分失衡归因于通缩导致的实际贬值——忽视了这种对冲作用。中国人民银行的有管理汇率制度，强调通过每日中间价设定和±2%的波动区间来维持稳定，允许在没有冲击的情况下逐步升值。假设12个月内人民币有管理地升值5%，可能使高FVA部门的投入成本降低1-2%，从而将出口量的下降抑制在1-2%，同时维持顺差。

　　关键是，这一悖论意味着人民币加速升值可能无法如预期那样重新平衡贸易；相反，它可能加速中国向高价值生产的转型，进一步降低FVA，巩固其主导地位。西方经济体假设中国出口会遭受零和侵蚀，却可能一厢情愿地追求一个反而将加强中国贸易顺差的政策。中国不听蛊惑——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1美元兑7.05元人民币左右（截至2025年底）——阻止了其企业获得更大幅度的中间品成本缓解，间接限制了顺差增长，并在供应链脆弱的背景下为西方提供了喘息空间。

　　美国的经济结构加剧了这种脆弱性。与中国以出口为导向、高FVA的模式不同，美国出口的国内含量达85-90%，但进口——特别是中间品和资本货物——对制造业至关重要。一项研究指出，在全球价值链中，中国出口商通过传递成本节省来吸收冲击，保持美元价格稳定，而美国进口商则面临毫无缓解的成本上涨。过去的实证证据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在2005-2008年人民币升值21%期间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39%，对华出口增长了71%，但双边逆差却扩大了，因为更便宜的中国投入品并未转化为成比例的美国收益。

　　这种不对称源于不同的汇率传递。中国企业因高FVA，对买家的传递率高（保持竞争力），对成本的传递率低（吸收收益）。美国企业依赖进口而没有同等对冲工具，将成本转嫁给国内，侵蚀了购买力。根据美国财政部2025年6月的报告，避免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，但抨击其不透明性，在未解决此问题的情况下继续推动升值。然而，正如马克斯和辛德勒在2007年的论文中指出的，即使人民币升值10%，也可能仅使中国的全球出口份额减少0.5%，但同时会显著增加美国的进口账单。

　　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，由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和CIPS等基础设施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迅猛发展。2025年上半年，人民币占中国跨境收付款的比例已达到53%，贸易结算中占比达到40-54%。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在2025年4月占全球支付的3.5%，但这并未捕捉到非SWIFT追踪交易的增长。在“一带一路”伙伴中采纳率最高：中俄贸易的90%以上使用人民币，77%的东盟企业偏好使用人民币与中国交易，并且在中东能源合同中的使用也在增长。